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，老师成为了党内最高的书记，虽然名义上的总负责人是洛甫，但实际上是老师在主导一切。成为领导后，老师忙于工作，但他仍然关心下属，曾对党校副校长罗瑞卿说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”然后建议他阅读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。罗瑞卿听后感到受宠若惊，误以为老师在称赞他的清廉和严格。在追求妻子时，他还用“洛水清”作笔名，显然没有理解老师的深意。

老师让罗瑞卿学习《班超传》，明显是希望他关注与之相关的内容。班超告诫继任者任尚要关注“大纲”，而不仅仅是清晰的标准。老师的警示在于罗瑞卿性格过于刚硬，这可能会导致功高震主，最终孤立无援。罗瑞卿后来的经历确实印证了老师的担忧。

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王洪文身上。为了培养王洪文，老师经常督促他认真学习，特别是让他阅读《后汉书》中的《刘盆子传》。刘盆子被迫交权后成为他人的牺牲品，这与王洪文的境遇非常相似。老师想要传达的信息是，身居高位并不意味着真正掌控一切，缺乏能力可能会导致悲惨的结局。然而，王洪文是否理解了老师的用意尚不可知。 龙8头号玩家

有人可能会问，老师为何不直接指出问题。这是因为他对罗瑞卿和王洪文并非完全不信任，而是想在使用他们的同时给予警示。直接批评可能会伤害他们自尊，老师采用典故的方式能在保护面子的同时，给他们自我反思的机会。这种沟通方式既含蓄又复杂，要求接收者具备一定的文化和政治觉悟。

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老师的用意并非随意，而是基于现实政治的深思熟虑。他所传递的信息往往在特定时间、针对特定的人，旨在让他们明白某些深层次的道理。无论是身经百战的罗瑞卿，还是迅速上升的王洪文，老师都以相似的方式传递警讯，说明在关键位置者需具备听懂话外音的能力。这种能力需通过实践不断磨练。罗瑞卿的失误或许源于性格，而王洪文的领悟则更让人存疑。